张强医生，是一位医生界的网红。2012年底，张强宣布离开体制，自由执业。2014年7月，张强创立中国第一家医生集团——张强医生集团，之后，集团组建了五个专家团队，并与和睦家、沃德医疗中心开展合作。而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在工商注册企业法人的社会医生组织，在全国范围内有350多家。

 

　　张强告诉记者，民营医院不论在建造成本，还是用水用电用煤，成本都远远高于公立医院，而某些办医政策、区域规划，更是把很多优质的民营医疗机构，排斥在好的区域之外。他说，医生一旦跳出体制，办医会“比登天还难”。

 

　　医生集团虽是行医不办医，但运营成本也促使公司必须吸引融资。如果投入重资产办医，难度之大可想而知。上海市卫计委主任邬惊雷就曾公开表示，目前上海的民营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服务数远远不够。数据显示，从2001年-2014年，上海社会办医疗机构从223家上升为1695家，增长7.5倍;在上海医疗资源的占比中，社会办医机构数虽已占到57%，但是床位数仅占到10.5%，明显不平衡。

 

　　因此，近日发布的上海市卫生计生改革和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明确，要支持有资质的医生开办私人诊所，发展一批有一定规模、影响和品牌特色的社会医疗机构。同时，推进非营利性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同等待遇。

 

　　上海市政协委员朱同玉表示：“我们一定要破除一个思想，办医的资金来源决定你医疗的服务水平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应该给它俩一个公平的政策环境。其实我们整个国家，包括上海，都在朝这个方向走，关键要落地。”

 

　　弘晖资本的王晖，是业内最早投民营医院，也是投民营医院最多的投资人。在他看来，民营医院的存在是公立医疗无法替代的：“城市中产对服务的质量要求非常高，对一对一的个性化诊断和治疗的需求也非常高，这不是公立医院能提供的，永远提供不了。所以，他们呼唤民营医疗机构的出现，而且他们愿意为这种服务付出对价。从供给的方面，医生也希望有一些地方能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，并且获得与专业技能相匹配的对价。”

 

　　对此，上海市政协委员朱同玉建议，把主动权更多的还给市场：“我们可以少一点规划，让市场规划医疗资源的分配。比如一个小区里面没有医院，如果我们能够非常开放、非常容易地注册一个医疗机构，那么一定会有社会资本来做。”

 

　　然而，缺医生、少医保、补贴不到位，仍然是民资办医的最大阻力。

 

　　上海市政协委员朱同玉透露，现在公立医院能够得到一些补偿，尽管补偿力度还不够，但私立医院在这方面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。

 

　　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副会长郝德明对此有着更深的体会。他说：“同一个病，到公立医院看病，要比非公立医疗贵，由于政策导向问题，医保政策不完善，他到公立医院看病，再贵都可以报销，到非公立医院看，便宜的，他还不能报销。”

 

　　让弘晖资本创始合伙人王晖纠结的，是医生的尴尬处境：“医生到民营医院去的话，还能不能评主任、副主任医师?能不能评教授、副教授?你的学术文章和发展怎么解决?你不把人最重要的、担心的问题解决掉，医生就不敢从体制里出来!”

 

　　曾担任东方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的张强，将这种体制性捆绑，称为难以理顺的“契约关系”：“政策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执行非常困难，是因为没有理顺医生跟公立医院之间的契约关系，医院要承担这位医生很多法律责任，甚至有些医生从这家医院带走资源的时候，医院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，所以医院管理层很难发自内心的支持医生多点执业。”

 

　　事实上，对于民资办医，已有多项顶层设计，市场正静待政策“干货”。2015年国务院印发《关于进一步促进社会办医政策落实通知》，其中明确四大方面，16项政策措施，涉及放宽准入、医生多点执业、纳入医保定点等多个行业痛点。在更早的2011年，上海市就出台《关于在本市开展医师多点执业试点工作的通知》。

 

　　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副会长郝德明对此相对乐观，他表示，从国家层面上，社会办医过去说的三个门，弹簧门、旋转门、玻璃门已经没有了，但这个门现在有的是地方造成的。执行和落实，仍没有引起重视。张强则指出，真正能够带动民营资本办医的，未来一定是自由医生市场的形成，让医生成为独立的、在市场上自由流动的主体。

 

　　对于社会办医，医生、病人、监管者、投资人、行业协会，各自有着不同的声音和方案，但也正因为这一问题牵涉方众多、问题极度复杂，一时间难以厘清，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找到破解之道。但是，解决问题的本质在于瞄准靶心，并非纠结于手段和工具，而办医的终极目标，只有一个——让更多病人获得性价比更高的医疗服务。一切指向这一目标的可能性，都不该让位于局部集团的利益、体制的内耗或执行的怠惰。

 

　　我们企盼着，社会办医的诸多痛点能尽快找到一副良药。
 

　　来源：第一财经日报(上海)